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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先秦时期的准货币浅析 从海贝到青铜戈币
2024-06-30人已围观
中国货币是在商品交换的长期发展过程中自发产生的，在远古时代，从约一百七十万年前的元谋猿人到约两万年前的山顶洞人时期，原始人类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生产力低下，没有剩余产品，也不需要交换。在距今约七千到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即传说中的神农、黄帝、唐尧、虞舜时期，有了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成功驯育粟类谷物，掌握了烧陶工艺和原始纺织业。
仰韶文化遗物中出土了大量红陶、彩陶器和磨制石器，山东龙山文化中出现了精致的蛋壳陶，这些都标志着制陶工艺水平的提高。生产力缓慢发展，剩余产品出现，人们进行偶然性的物物交换，牲畜、龟贝、皮革、齿角及农具等开始充当等价物，此时进入自然物货币时期，即从偶然的价值形态到扩大的价值形态发展的阶段，货币的萌芽产生。禹废禅让制，传位于子启，约前二十一至前十六世纪，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建立。
根据有关夏文化的考古资料，我们对夏文化的社会面貌的认识逐步深入。从山西襄汾陶寺、夏县东下冯、河南偃师二里头、巩县稍柴、荥阳上街、渑池鹿寺等相当于夏朝的遗址地层的出土文物看，夏朝的社会分工已达相当规模，有石器、骨器、陶器、木器和小件青铜器专业制作。偃师二里头发现了冶铜遗址的坩埚、铜渣和陶范。从出土文物中还可知纺织手工业和编织手工业相当发达。
夏朝生产资料私有制产生，出现社会分工，劳动产品的交换必不可少，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绿松石等非本地物产须经交换和贸易而来。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墓葬分大中小三种，大型墓随葬品丰富，有陶器、木器、玉石器和骨器，不仅有生活用具、乐器、武器和成束的石骨镞，还有猪骨架和猪头，中型墓葬的随葬品通常有一两件至五六件，至多十数件，以玉石为主。
小型墓葬基本没有随葬品。由此可见当时社会分化明显，贫富悬殊，阶级界限出现。河南省登封市告成王城岗遗址发现了两个小型城堡的夯土墙基，城市的雏形出现。遗址中不仅出土货贝，而且出现石贝和骨贝，这表明夏朝的价值形式已由一般价值形式进入货币价值形式，货币正式进入经济生活。
古人对于货币起源的认识不同，按照现在的考古与史料结合的分析，中国古代货币到殷商时期有较大发展，首先，殷商的生产工具和社会生产力均有较大提高，表现在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等方面都比前代有较大发展，由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进一步发展。农业是商朝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商朝普遍以奴隶集体生产，青铜农具逐渐推广，卜辞有商王祈年时希望各地禾黍丰收的记载，甲骨文载有商朝农业作物种类有麦、黍、稷等谷物及蔬菜、瓜果、桑麻等。
在殷墟曾发现较大规模的粮食窖穴装满业已炭化的谷物。商朝青铜器类中酒器占比较大，这说明农业较为发达。商朝祭祀仪式中大量使用牧畜，经常为数十头、甚至上百头，这说明当时的畜牧业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商朝手工业的生产规模和工艺技术水平达到空前高度，生产专业化、分工细、产品种类多。商朝有石器、玉器、骨器、青铜、制陶、纺织、皮革、酿酒、舟车制造和土木营建等行业分工。
商朝出土文物中不乏举世闻名的珍宝，如刻纹白陶、透雕骨簪、玉雕礼器琮壁、乐器石磬，商朝青铜冶铸尤为出色，历年出土的商朝青铜器数以万计，有的青铜冶铸作坊遗址面积达数千平方米，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重八百七十五公斤、高一百三十三厘米、造型宏伟、花纹精美，反映了商朝青铜器铸造的精湛水平。
贝
货与币是两种不同物品的总称，《周礼·九贡》中“币贡”指皮帛，币字从“巾”；“货贡”指珠贝，货字从贝。凡是同财物及交换有关的字都同“贝”、“巾”偏旁。中国最早的货币是海贝、布帛和农具，以海贝为主。海贝可作装饰品，是象征吉祥的护符；以个为单位，便于计数；坚固耐用，便于携带和交易；数量不多，获取不易。因此，很多沿海民族及中原地区都以海贝为货币。
中国用贝历史悠久，河南仰韶村与山西芮城等地史前文化发掘中就发现过贝，殷商时期贝的使用更加频繁，殷商遗址中海贝的出土十分丰富。殷商时期，贝是外来的物品，因此较为珍贵，殷王盘庚把贝玉称为“好货”、“货宝”，商王常把贝赐给臣民。海贝的种类很多，有齿贝、货贝、紫贝、大贝等等。海贝不敷使用，出现了珧贝、蚌贝、骨贝、陶贝、石贝、金贝、银贝、铜贝和包金铜贝等仿制贝，贝的使用一直持续到战国未期，个别地方在新中国成立前还在使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业活动范围的扩大交易品种的增多，货币需求量增大，持久耐用的金属货币成为主流。
海贝及各种材质的仿贝：
海贝
骨仿贝
陶制仿贝
金属贝
石仿贝
中国封建社会自西周开启，周朝的经济较夏商有了较大发展，青铜农具的大量使用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商业更为发达，对货币的需求增加。殷商时期流通的金、刀、泉、布、帛在西周时期继续使用，《管子》等古籍中有“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的记载。《汉书·食货志》有“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太公退，又行之于齐”的记录。《管子》一书多次谈到西周的金属铸币，可以旁证太公行圜法的存在。
虽然考古工作中暂未见西周金属铸币实物，但以史籍记载的时间来看，九府圜法是铸币的早期形式，比西方货币史学者所说的世界铸币术的发明时间要提早数百年。
春秋时期，冶炼技术提高，出现铁器农具，农业生产力迅速发展，技术和产量都不断提高，水利灌溉发达，牛耕、粪种、沤肥、休耕法逐渐推广，农作得时，亩产可达四五十至二百市斤，手工业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产品丰富，据《考工记》等古籍记载和大量出土文物证实，青铜器制作运用刻镂、金银错等先进的工艺技术，其他如髹漆、彩陶、染织、丝绣和皮革等产品也很精巧。
商品交换延伸到江淮流域，规模逐渐扩大，商业城市日益兴旺，许多诸侯国都如洛阳、郢、临淄、郑等等是当时著名的商业中心，有些商人还参与国家政事，如齐相管仲早年曾与鲍叔一同经商，郑国弦高、鲁国子贡等也是知名人物。商品生产发展必然导致货币的大量流通。建国以来春秋空首布的大量出土证实了这一判断，春秋、战国时期的计价、收税、买卖、赏赐、财富贮藏等都使用了货币。
春秋战国时期，商品交换的发展促使货币经济形成，这一时期周王室以及各诸侯国货币一般以青铜钱为主，兼用金、银、玉、布帛和贝币等。当时诸侯林立的政治局面造成了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区在经济、文化上又有着不同的特点，因此各诸侯国所铸造和使用的货币在质地、形状、重量上存在差异，由此形成了不同的货币体系，形成不同类型的货币流通领域，概括而言春秋战国时期主要有布币、刀币、圜钱、贝币和楚币五大货币体系，五大体系的货币属正式货币形式。
青铜块
先秦时期，青铜称量货币使用频繁，对先秦青铜称量货币的研究由长江下游原吴国西周至春秋文化层中出土的青铜块所引发，其后，不仅长江流域，在黄河流域及其他地区的考古发掘中也有青铜块不断出土，青铜块是先秦青铜称量货币的主要形式。
根据出土地，青铜块发掘情况简介如下：中原地区在殷墟小屯南地的考古发掘中清理出五层甲骨共二百多片，并在祭祀坑中首次发现商朝铜块和五片木块。1971 年在洛阳市北窑村发掘 120 号西周成王时期墓葬时发现四块青铜块，青铜块与玉贝放置一处，二者均为财富。
陕西省及周边地区有曾于民国九年（1920）在陕西省扶风县法门乡庄白村西周灰坑出土一件紫铜圆饼，圆饼为椭圆形，表面较平，中有一凹形圆圈，直径二百三十五毫米，厚十九毫米，重四千六百五十克。1980 年在法门乡李村出土一件紫铜圆饼，圆饼一面平，一面周边凸出，直径三百一十毫米，厚十毫米，重约五千克。1976 年在西安市临潼区一座西周窖藏中出土有直径二百毫米的青铜圆饼，形制与上两件相似。
1971 年在周原遗址召公镇张黄村出土的一件铜方罍中发现十五千克的铜渣。1973 年在太白乡早杨村西周铜器窖藏中的一件铜甑中发现一件铜块及铜渣等。1981年，在沟原村西周窖藏中发现大量铜渣。1999年3至5月对周原遗址庄李村西谷场进行了发掘，年代属西周早期的9号墓共有十四个灰坑，从中出土陶模、陶范、炉壁、铜块、铜渣、红烧土，在灰坑中还采集到少量铜块和铜条，体积都很小但不是容器的残块。
在属原楚地的湖北省大冶市杆儒桥的商周遗址内曾发现铸成长舌形的青铜锭二百八十件，每件长一百八十毫米左右，重约四百克。
青铜钣
青铜称量货币一
青铜称量货币二
在原吴地发掘出的青铜块不少。1973 年在江苏省句容县茅山公社茅山大队西麓生产队的一个山坡中出土青铜块十块，重 7.5 千克。1975 年在句容县城东公社西庙大队一土墩墓中出土青铜块一百五十多千克。1975 年 5 月江苏省金坛县城东公社电力大队社员在平整鳖墩土地时发现一个几何印纹陶罐，其中满盛青铜块，共重七十余千克。经镇江博物馆等单位勘察发掘，此处为土墩墓，并出土红砂陶三件、几何印纹硬陶三十八件、泥质陶三件、原始瓷二十九件、蚌壳五件。
该墓葬经碳十四年代测定为 2820±105 年前，树轮校正年代为 2935±130 年前。1975 年 12 月金坛县城东公社东方大队一土窖出土大批青铜块，计一百五十余千克。1976 年江苏省丹阳县鳖城公社土墩墓出土青铜块，数量不详。1976 年江苏省溧水县乌山公社秦淮河大队土墩墓中出土青铜块，数量不详。1980 年 12 月金坛县城东乡砖瓦厂在取土时挖出一陶罐青铜块，文物部门征集到一块，重一百一十四克。
1984 年在今江苏省昆山市兵希镇盛庄村发现两个窖藏土坑，从中出土一百多块青铜块，重量从十几克到几百克大小不等，同时伴有兵器、工具、农具残件出土。1989 年 12 月金坛县凍凟乡金家村出土一罐青铜块，文物管理部门征集到其中的四块，重量分别为二百六十四、二百一十、二百八十、七十八克。1990年浙江省桐乡市安兴乡砖瓦厂取土时在一个高约两米的土墩上挖至一米五米左右位置发现了许多青铜块，青铜块全部流散，据估计约有二十五公斤。1991 年 4月金坛县罗村乡赤岗村出土青铜块，文物管理部门征集到数十块，计重六万五千六百五十克。
在原越地发掘出的先秦时期青铜块也不少。1963 年在浙江省永嘉县永临区桥下乡西岸村出土大小不等青铜块共五十千克，其中大者重达 0.8 千克。1976年浙江省海盐县农民在长川坝公社秦联大队修渠道时在离地面一米左右的土坑内发现一个陶罐，内盛几十块青铜块，文物管理部门收集到三块，重量分别为二百七十六、249.4、184.6 克。1977 年在浙江省海盐县东府舍村出土一个几何印纹陶罐，内窖藏一批青铜块。
1980 年在浙江省长兴县洪桥乡出土一个几何印纹陶罐，内盛大小不等青铜块十余斤，其中大的约有半斤，小的很小。1983 年在浙江省临海县涌泉区长甸乡上山冯村发现窖藏青铜块 21.4 千克，同时有青铜工具和兵器伴出，1985 年在距离其十五米处又发现一坑青铜块，也有青铜器伴出。1988 年在浙江省仙居县横溪区湫山乡上田村距地表一点二米处发现一个印纹陶坛，坛周围散布许多斧、鼎、焦斗等铜器残片，坛内存放小件青铜器具十八件、铜料十九件、楚国布币两枚，蚁鼻钱十六枚。
戴志强的回忆录《一生钱缘》中曾以“镇江土墩墓和西周青铜块-早期金属称量货币的认定”为题目对青铜称量货币有所论述。“1981 年，安阳博物馆引进了镇江博物馆的“南宋周俞墓出土文物”展，考古学家刘兴也随展来到安阳，我便和刘先生聊起了镇江地区最近的考古发掘工作。刘先生一听便来了兴趣，于是侃侃而谈，讲到了镇江地区的土墩墓挖掘，也讲到了青铜块和土墩墓的关系，认为从地层分析，它们应该是属于西周文化时期的遗迹遗物。
我听他的介绍，立即联想到了我国早期称量货币的问题，并提出可否请他提供有关的发掘报告和出土资料，刘先生非常热情，回镇江后，很快便寄来了相关的资料。我通读以后，直觉告诉我：这些西周青铜块或许便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早期称量货币。但这个结果还缺乏证据，需要进一步的论证、探索。同时我还意识到，青铜块应该不会只在江南使用，中原地区应该也有使用。这是有待研究的课题。
果不其然，1983年秋，我在洛阳博物馆陈列的西周出土文物中发现了类似的青铜块。通过了解，得知西周墓葬中经常有青铜块出土，但考古界以前把它们认定为青铜原材料或是青铜器的残块，并没有往称量货币这个路子上想。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不断有类似的信息反馈到我这里，如洛阳、西安、宝鸡等等都发现了青铜块。这些消息更坚定了我对青铜块就是我国早期的称量货币的认识。
中国钱币学会工作以后，为了最终弄清这个问题，我和周卫荣合作，对江浙地区进行了专项实地调查，并对不同的青铜块做了取样实验，分别用物理方法和化学方法进行了分析研究。实验结果表明：古吴地出土的青铜块是人工有意配制的，它们的合金成分与铸造青铜器的原材料不同，而与某些先秦铸币十分相似；同一批青铜块的合金成分有很大差异，显然不是同一块铜饼敲碎的，而是现成的铜块经过交流，重新聚集在一起的，说明它们在入土之前已经参与过流通；再根据历史文献的多项记载，青铜在西周作为一种财富，已为人们接受，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理想材料。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和综合分析研究，终于证明：我最初的思路是正确的。于是，我们认定在青铜铸币诞生之前，西周文化时期的青铜块曾经是我国的金属称量货币，并正式撰文《中国早期的称量货币：青铜——长江下游地区出土青铜块的科学验证》，在 1995 年第 2 期《中国钱币》公开了我们的观点。这一结论解决了中国钱币学的一大悬案，填补了中国货币史的一项空白”1。
先秦时青铜称量货币的存在基本得到公认，有的学者认为青铜器的残件也是青铜称量货币的一种表现形式，青铜器残损后具备青铜块的特点，亦可以视为金属称量货币。
吴越地区在先秦时期是否使用过青铜称量货币是个一直被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根据《国语·吴语》所记载的文种对吴王夫差所说的“寡君之师徒不足以辱君矣，愿以金玉、子女赂君之辱，…若以越国之罪为不可赦也，将焚宗庙，系妻孥，沈金玉于江，有带甲五千人将以致死，乃必有隅”考证，“金”当释为青铜，吴越在当时似乎已经使用青铜称量货币了，但是，这一段引文中的“金”理解为黄金也未尝不可。
在先秦时期属吴越地区的浙江省永嘉、海盐、临海、仙居、绍兴、舟山等市县和江苏省的苏州、武进、金坛、句容、丹阳、溧水、昆山等市县以及安徽省的望江县都曾发掘出大小不同、重量不等的青铜块，这些青铜块大多被放置在几何印纹陶罐中，有的青铜块出土于墓葬和遗址之中，这些青铜块基本上都有被凿开打碎的痕迹。浙江省永嘉县西岸村、临海县涌泉长甸上山冯村和昆山市兵希镇盛庄村在出土青铜块的同时伴有其它青铜器件出土，浙江省仙居县考古发现的一个几何印纹陶罐中不仅存放有十九块铜块，还有十八件小型青铜器具、两枚楚国布币和十六枚蚁鼻钱。这些考古发现对研究吴越地区的货币具有重要意义。
出土的青铜块被人为敲碎、大小不一、重量不同，除了在遗址中发现青铜块外，在窖藏和墓葬中也有青铜块出土，这些青铜块显然是有价值的东西。从地域考察，青铜块窖藏地区的广泛性说明其价值被广泛接受，证明了青铜块具有在商品流通领域中充当货币的可能。
戈 币
1986 年 7 月到 1995 年 12 月间，在浙江省绍兴市多次出土仿制于青铜兵器戈的青铜器件，浙江省绍兴市为春秋战国时期越国都城所在地，有学者认为此地出土的戈形青铜器即为越国青铜货币戈币。戈是中国古老的长兵器，出现于距今三千五百年前，至商朝时已普遍使用，绍兴市出土的戈币与青铜戈的形状几乎一致，仅有大小、轻重、厚薄之别，与春秋战国时期北方诸国的刀布币仿制于兵器刀具和农具的情况类似，戈币以春秋战国时期越国军队的主要兵器戈为原形，减轻重量，缩短长度，使之成为纳贡偿金和商品交换之货币，其形似戈，但轻小，不可能作兵器及狩猎工具之用，且出土量较大，作为冥器之用可能性也不大，初步认定其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越国所铸造和使用的青铜铸币，即为戈币。
戈币为青铜质，部分出土地点伴出大量印纹陶片、灰泥陶片、陶器及用陶罐盛装的青铜块，出土的戈币可分为特大型、大型、中型和小型四种类型，一百二十毫米以上属特大型、量极少且部分断裂，最大通长一百四十四毫米，最小通长七十一毫米，以中型的长九十毫米左右者数量为最多。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云：“（越王无疆时）越释齐而伐楚。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无疆，尽收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越国在公元前 333 年左右成为楚国的附庸，名存实亡，如果这些仿戈青铜器是越国所铸造，则应在此之前，但从出土的情况来看这些仿戈青铜器出土地域狭隘，作为货币则缺乏流通区域条件。此类仿戈青铜器一直沿用到西汉，同时此类铜器没有明确的地层关系且不仅不具有流通和使用的痕迹，而且大小形制也不具有规律性变化，所以，将在绍兴发现的仿戈青铜器定性为越国的青铜铸币需要进一步考证。
“蚕虫及鱼凫，开国何茫然”2，先秦巴、蜀古国地处华夏西南陲，山险水复，道路不畅。虽然巴蜀之地环境闭塞、与外界交通极为困难，但其自然资源极具特色，可资交换的物产、手工业产品相当丰富。文献记载有古蜀市集、巫臷行盐，近年来对西南丝绸之路的研究以及三星堆石璧、海贝、铜贝等疑似交换媒介的大量出土无不显示古代巴蜀地区存在早期商业贸易活动。三星堆、金沙、十二桥古蜀遗址发掘出震惊世界的黄金饰品、大量青铜器、玉石器以后，古蜀存在发达手工业与商业贸易更是不容置疑。《华阳国志》卷三之《蜀志》记载：蜀地物产“则有璧玉、金、银、珠、碧、铜、铁、铅、锡、赭、垩、锦、绣、罽（毛织品）、牦、犀、象、毡、毦（毛织品）、丹（朱砂）、黄（石黄）、空青（铜矿石结核）、桑、漆、麻、纻之饶。”3蜀地先民很早就开始开发利用本地的矿产品、蚕茧、家畜皮毛等生产出石器、陶器、蚕丝、皮毛织品等基本生活用品及蜀王、贵族等需要的玉石器、黄金制品、青铜器、漆器等奢侈品。
社会分工和专业性生产的出现必然导致商业交换的产生。文献记载有“耆旧相传：古蚕丛氏为蜀主，民无定居，随蚕从所在致市居，此其遗风。蜀有蚕市，每年正月至三月，州城及属县循环一十五处”4。古蜀族最初在成都平原随畜群迁徙，每一临时聚处即为集市，进行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活动。这种集市，成为后来蚕市循环举行的最早习俗。
巴蜀之地城市兴起后，人口增加，三星堆古蜀都城市面积约为 2.6 平方公里，大约有人口一万六千三百八十三户，户以五口计，应有八万一千九百一十五人。东周时期成都人口大大超过了此数。据考古发掘推测，成都东西长约五公里，南北宽约三公里，共约十五平方公里，应有九万四千五百一十七户、四十七万二千五百八十五人，如以战国时临淄故城的面积与人口比例计算，每户占地约二百六十八平方米，成都也能达到五万五千九百七十户、二十七万九千八百五十人。如此众多的城市人口需要消费大量的农副产品和生活日用品。
成都城市商品丰富，蜀地生产的生丝、麻布、毛织品、漆器、玉石器、金银制品、家禽、家畜等均有出售，外地的食盐、野生动物、皮毛通过交换也在商品市场销售。《蜀王本纪》记载春秋时老子为关令尹喜著《道德经》，临别言：“子行道千日后，于成都青羊肆寻吾。”肆为货栈，崔豹《古今注》载“肆所以陈货鬻之物也”。市肆是商业贸易兴盛的产物，“青羊肆”的记载表明成都已有各种商品市场，“青羊肆”可能为专门销售川西北高原的野生动物岩羊、黄羊类的市场。从考古发现的各类建筑遗址、繁多的遗物可知经济领域的专业分工业已形成。
广泛而频繁的贸易必然促使交换媒介的产生，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货币应当存在，广汉三星堆殷商遗址中一号祭祀坑出土环纹海贝一百二十余枚，二号祭祀坑出土四千六百余枚，大部分被磨成大孔，或呈扁平状，这是为以绳贯穿携带方便便于使用，数量庞大的海贝应当具有货币功能。古巴蜀铜贝产生于海贝之后，因海贝已不能满足市场交换的需要，必须有更多的货币投入使用，当古巴蜀冶铜业发展时，铜贝出现，至迟于公元前十一世纪，古巴蜀王国与中原殷商王朝成为殊途同归的两个独立演进、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典范。
古代巴蜀地区用于商业流通和商品交换的货币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巴与蜀为先秦古国，其地处华夏西南陲，山险水复，道路不畅，巴蜀南与滇人、西南夷交好，北与秦晋往来，东和楚国婚姻贸易，以其富庶和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及文化艺术水平而言，铸造和使用货币的条件完全具备，但其周边多为经济欠发达的族众，这种环境下货币不兴很正常，巴蜀墓葬有出土贝、文献中多有特产黄金、幏、賩布、盐的记载，据此推测巴蜀人多使用实物货币，赏赐贡贿或大宗贸易多用黄金等，民间交易则多用賩布、帛类和盐。
注释：
1·戴志强：《一生钱缘》，文物出版社，2024 年 3 月，第 33-34 页。
2·［清］，张潮辑：《友声后集》，黄山书社，2021 年 10 月，第 167 页。
3·曾晓娟：《都江堰文献集成》历史文献卷，文学卷，巴蜀书社，2018 年 4 月，第 158页。
4·王炎、王文才：《蜀志类纂考释》，中华书局，2017 年 7 月，第 317 页。
未完待续
仰韶文化遗物中出土了大量红陶、彩陶器和磨制石器，山东龙山文化中出现了精致的蛋壳陶，这些都标志着制陶工艺水平的提高。生产力缓慢发展，剩余产品出现，人们进行偶然性的物物交换，牲畜、龟贝、皮革、齿角及农具等开始充当等价物，此时进入自然物货币时期，即从偶然的价值形态到扩大的价值形态发展的阶段，货币的萌芽产生。禹废禅让制，传位于子启，约前二十一至前十六世纪，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建立。
根据有关夏文化的考古资料，我们对夏文化的社会面貌的认识逐步深入。从山西襄汾陶寺、夏县东下冯、河南偃师二里头、巩县稍柴、荥阳上街、渑池鹿寺等相当于夏朝的遗址地层的出土文物看，夏朝的社会分工已达相当规模，有石器、骨器、陶器、木器和小件青铜器专业制作。偃师二里头发现了冶铜遗址的坩埚、铜渣和陶范。从出土文物中还可知纺织手工业和编织手工业相当发达。
夏朝生产资料私有制产生，出现社会分工，劳动产品的交换必不可少，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绿松石等非本地物产须经交换和贸易而来。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墓葬分大中小三种，大型墓随葬品丰富，有陶器、木器、玉石器和骨器，不仅有生活用具、乐器、武器和成束的石骨镞，还有猪骨架和猪头，中型墓葬的随葬品通常有一两件至五六件，至多十数件，以玉石为主。
小型墓葬基本没有随葬品。由此可见当时社会分化明显，贫富悬殊，阶级界限出现。河南省登封市告成王城岗遗址发现了两个小型城堡的夯土墙基，城市的雏形出现。遗址中不仅出土货贝，而且出现石贝和骨贝，这表明夏朝的价值形式已由一般价值形式进入货币价值形式，货币正式进入经济生活。
古人对于货币起源的认识不同，按照现在的考古与史料结合的分析，中国古代货币到殷商时期有较大发展，首先，殷商的生产工具和社会生产力均有较大提高，表现在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等方面都比前代有较大发展，由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进一步发展。农业是商朝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商朝普遍以奴隶集体生产，青铜农具逐渐推广，卜辞有商王祈年时希望各地禾黍丰收的记载，甲骨文载有商朝农业作物种类有麦、黍、稷等谷物及蔬菜、瓜果、桑麻等。
在殷墟曾发现较大规模的粮食窖穴装满业已炭化的谷物。商朝青铜器类中酒器占比较大，这说明农业较为发达。商朝祭祀仪式中大量使用牧畜，经常为数十头、甚至上百头，这说明当时的畜牧业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商朝手工业的生产规模和工艺技术水平达到空前高度，生产专业化、分工细、产品种类多。商朝有石器、玉器、骨器、青铜、制陶、纺织、皮革、酿酒、舟车制造和土木营建等行业分工。
商朝出土文物中不乏举世闻名的珍宝，如刻纹白陶、透雕骨簪、玉雕礼器琮壁、乐器石磬，商朝青铜冶铸尤为出色，历年出土的商朝青铜器数以万计，有的青铜冶铸作坊遗址面积达数千平方米，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重八百七十五公斤、高一百三十三厘米、造型宏伟、花纹精美，反映了商朝青铜器铸造的精湛水平。
贝
货与币是两种不同物品的总称，《周礼·九贡》中“币贡”指皮帛，币字从“巾”；“货贡”指珠贝，货字从贝。凡是同财物及交换有关的字都同“贝”、“巾”偏旁。中国最早的货币是海贝、布帛和农具，以海贝为主。海贝可作装饰品，是象征吉祥的护符；以个为单位，便于计数；坚固耐用，便于携带和交易；数量不多，获取不易。因此，很多沿海民族及中原地区都以海贝为货币。
中国用贝历史悠久，河南仰韶村与山西芮城等地史前文化发掘中就发现过贝，殷商时期贝的使用更加频繁，殷商遗址中海贝的出土十分丰富。殷商时期，贝是外来的物品，因此较为珍贵，殷王盘庚把贝玉称为“好货”、“货宝”，商王常把贝赐给臣民。海贝的种类很多，有齿贝、货贝、紫贝、大贝等等。海贝不敷使用，出现了珧贝、蚌贝、骨贝、陶贝、石贝、金贝、银贝、铜贝和包金铜贝等仿制贝，贝的使用一直持续到战国未期，个别地方在新中国成立前还在使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业活动范围的扩大交易品种的增多，货币需求量增大，持久耐用的金属货币成为主流。
海贝及各种材质的仿贝：
海贝
骨仿贝
陶制仿贝
金属贝
石仿贝
中国封建社会自西周开启，周朝的经济较夏商有了较大发展，青铜农具的大量使用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商业更为发达，对货币的需求增加。殷商时期流通的金、刀、泉、布、帛在西周时期继续使用，《管子》等古籍中有“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的记载。《汉书·食货志》有“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太公退，又行之于齐”的记录。《管子》一书多次谈到西周的金属铸币，可以旁证太公行圜法的存在。
虽然考古工作中暂未见西周金属铸币实物，但以史籍记载的时间来看，九府圜法是铸币的早期形式，比西方货币史学者所说的世界铸币术的发明时间要提早数百年。
春秋时期，冶炼技术提高，出现铁器农具，农业生产力迅速发展，技术和产量都不断提高，水利灌溉发达，牛耕、粪种、沤肥、休耕法逐渐推广，农作得时，亩产可达四五十至二百市斤，手工业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产品丰富，据《考工记》等古籍记载和大量出土文物证实，青铜器制作运用刻镂、金银错等先进的工艺技术，其他如髹漆、彩陶、染织、丝绣和皮革等产品也很精巧。
商品交换延伸到江淮流域，规模逐渐扩大，商业城市日益兴旺，许多诸侯国都如洛阳、郢、临淄、郑等等是当时著名的商业中心，有些商人还参与国家政事，如齐相管仲早年曾与鲍叔一同经商，郑国弦高、鲁国子贡等也是知名人物。商品生产发展必然导致货币的大量流通。建国以来春秋空首布的大量出土证实了这一判断，春秋、战国时期的计价、收税、买卖、赏赐、财富贮藏等都使用了货币。
春秋战国时期，商品交换的发展促使货币经济形成，这一时期周王室以及各诸侯国货币一般以青铜钱为主，兼用金、银、玉、布帛和贝币等。当时诸侯林立的政治局面造成了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区在经济、文化上又有着不同的特点，因此各诸侯国所铸造和使用的货币在质地、形状、重量上存在差异，由此形成了不同的货币体系，形成不同类型的货币流通领域，概括而言春秋战国时期主要有布币、刀币、圜钱、贝币和楚币五大货币体系，五大体系的货币属正式货币形式。
青铜块
先秦时期，青铜称量货币使用频繁，对先秦青铜称量货币的研究由长江下游原吴国西周至春秋文化层中出土的青铜块所引发，其后，不仅长江流域，在黄河流域及其他地区的考古发掘中也有青铜块不断出土，青铜块是先秦青铜称量货币的主要形式。
根据出土地，青铜块发掘情况简介如下：中原地区在殷墟小屯南地的考古发掘中清理出五层甲骨共二百多片，并在祭祀坑中首次发现商朝铜块和五片木块。1971 年在洛阳市北窑村发掘 120 号西周成王时期墓葬时发现四块青铜块，青铜块与玉贝放置一处，二者均为财富。
陕西省及周边地区有曾于民国九年（1920）在陕西省扶风县法门乡庄白村西周灰坑出土一件紫铜圆饼，圆饼为椭圆形，表面较平，中有一凹形圆圈，直径二百三十五毫米，厚十九毫米，重四千六百五十克。1980 年在法门乡李村出土一件紫铜圆饼，圆饼一面平，一面周边凸出，直径三百一十毫米，厚十毫米，重约五千克。1976 年在西安市临潼区一座西周窖藏中出土有直径二百毫米的青铜圆饼，形制与上两件相似。
1971 年在周原遗址召公镇张黄村出土的一件铜方罍中发现十五千克的铜渣。1973 年在太白乡早杨村西周铜器窖藏中的一件铜甑中发现一件铜块及铜渣等。1981年，在沟原村西周窖藏中发现大量铜渣。1999年3至5月对周原遗址庄李村西谷场进行了发掘，年代属西周早期的9号墓共有十四个灰坑，从中出土陶模、陶范、炉壁、铜块、铜渣、红烧土，在灰坑中还采集到少量铜块和铜条，体积都很小但不是容器的残块。
在属原楚地的湖北省大冶市杆儒桥的商周遗址内曾发现铸成长舌形的青铜锭二百八十件，每件长一百八十毫米左右，重约四百克。
青铜钣
青铜称量货币一
青铜称量货币二
在原吴地发掘出的青铜块不少。1973 年在江苏省句容县茅山公社茅山大队西麓生产队的一个山坡中出土青铜块十块，重 7.5 千克。1975 年在句容县城东公社西庙大队一土墩墓中出土青铜块一百五十多千克。1975 年 5 月江苏省金坛县城东公社电力大队社员在平整鳖墩土地时发现一个几何印纹陶罐，其中满盛青铜块，共重七十余千克。经镇江博物馆等单位勘察发掘，此处为土墩墓，并出土红砂陶三件、几何印纹硬陶三十八件、泥质陶三件、原始瓷二十九件、蚌壳五件。
该墓葬经碳十四年代测定为 2820±105 年前，树轮校正年代为 2935±130 年前。1975 年 12 月金坛县城东公社东方大队一土窖出土大批青铜块，计一百五十余千克。1976 年江苏省丹阳县鳖城公社土墩墓出土青铜块，数量不详。1976 年江苏省溧水县乌山公社秦淮河大队土墩墓中出土青铜块，数量不详。1980 年 12 月金坛县城东乡砖瓦厂在取土时挖出一陶罐青铜块，文物部门征集到一块，重一百一十四克。
1984 年在今江苏省昆山市兵希镇盛庄村发现两个窖藏土坑，从中出土一百多块青铜块，重量从十几克到几百克大小不等，同时伴有兵器、工具、农具残件出土。1989 年 12 月金坛县凍凟乡金家村出土一罐青铜块，文物管理部门征集到其中的四块，重量分别为二百六十四、二百一十、二百八十、七十八克。1990年浙江省桐乡市安兴乡砖瓦厂取土时在一个高约两米的土墩上挖至一米五米左右位置发现了许多青铜块，青铜块全部流散，据估计约有二十五公斤。1991 年 4月金坛县罗村乡赤岗村出土青铜块，文物管理部门征集到数十块，计重六万五千六百五十克。
在原越地发掘出的先秦时期青铜块也不少。1963 年在浙江省永嘉县永临区桥下乡西岸村出土大小不等青铜块共五十千克，其中大者重达 0.8 千克。1976年浙江省海盐县农民在长川坝公社秦联大队修渠道时在离地面一米左右的土坑内发现一个陶罐，内盛几十块青铜块，文物管理部门收集到三块，重量分别为二百七十六、249.4、184.6 克。1977 年在浙江省海盐县东府舍村出土一个几何印纹陶罐，内窖藏一批青铜块。
1980 年在浙江省长兴县洪桥乡出土一个几何印纹陶罐，内盛大小不等青铜块十余斤，其中大的约有半斤，小的很小。1983 年在浙江省临海县涌泉区长甸乡上山冯村发现窖藏青铜块 21.4 千克，同时有青铜工具和兵器伴出，1985 年在距离其十五米处又发现一坑青铜块，也有青铜器伴出。1988 年在浙江省仙居县横溪区湫山乡上田村距地表一点二米处发现一个印纹陶坛，坛周围散布许多斧、鼎、焦斗等铜器残片，坛内存放小件青铜器具十八件、铜料十九件、楚国布币两枚，蚁鼻钱十六枚。
戴志强的回忆录《一生钱缘》中曾以“镇江土墩墓和西周青铜块-早期金属称量货币的认定”为题目对青铜称量货币有所论述。“1981 年，安阳博物馆引进了镇江博物馆的“南宋周俞墓出土文物”展，考古学家刘兴也随展来到安阳，我便和刘先生聊起了镇江地区最近的考古发掘工作。刘先生一听便来了兴趣，于是侃侃而谈，讲到了镇江地区的土墩墓挖掘，也讲到了青铜块和土墩墓的关系，认为从地层分析，它们应该是属于西周文化时期的遗迹遗物。
我听他的介绍，立即联想到了我国早期称量货币的问题，并提出可否请他提供有关的发掘报告和出土资料，刘先生非常热情，回镇江后，很快便寄来了相关的资料。我通读以后，直觉告诉我：这些西周青铜块或许便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早期称量货币。但这个结果还缺乏证据，需要进一步的论证、探索。同时我还意识到，青铜块应该不会只在江南使用，中原地区应该也有使用。这是有待研究的课题。
果不其然，1983年秋，我在洛阳博物馆陈列的西周出土文物中发现了类似的青铜块。通过了解，得知西周墓葬中经常有青铜块出土，但考古界以前把它们认定为青铜原材料或是青铜器的残块，并没有往称量货币这个路子上想。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不断有类似的信息反馈到我这里，如洛阳、西安、宝鸡等等都发现了青铜块。这些消息更坚定了我对青铜块就是我国早期的称量货币的认识。
中国钱币学会工作以后，为了最终弄清这个问题，我和周卫荣合作，对江浙地区进行了专项实地调查，并对不同的青铜块做了取样实验，分别用物理方法和化学方法进行了分析研究。实验结果表明：古吴地出土的青铜块是人工有意配制的，它们的合金成分与铸造青铜器的原材料不同，而与某些先秦铸币十分相似；同一批青铜块的合金成分有很大差异，显然不是同一块铜饼敲碎的，而是现成的铜块经过交流，重新聚集在一起的，说明它们在入土之前已经参与过流通；再根据历史文献的多项记载，青铜在西周作为一种财富，已为人们接受，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理想材料。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和综合分析研究，终于证明：我最初的思路是正确的。于是，我们认定在青铜铸币诞生之前，西周文化时期的青铜块曾经是我国的金属称量货币，并正式撰文《中国早期的称量货币：青铜——长江下游地区出土青铜块的科学验证》，在 1995 年第 2 期《中国钱币》公开了我们的观点。这一结论解决了中国钱币学的一大悬案，填补了中国货币史的一项空白”1。
先秦时青铜称量货币的存在基本得到公认，有的学者认为青铜器的残件也是青铜称量货币的一种表现形式，青铜器残损后具备青铜块的特点，亦可以视为金属称量货币。
吴越地区在先秦时期是否使用过青铜称量货币是个一直被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根据《国语·吴语》所记载的文种对吴王夫差所说的“寡君之师徒不足以辱君矣，愿以金玉、子女赂君之辱，…若以越国之罪为不可赦也，将焚宗庙，系妻孥，沈金玉于江，有带甲五千人将以致死，乃必有隅”考证，“金”当释为青铜，吴越在当时似乎已经使用青铜称量货币了，但是，这一段引文中的“金”理解为黄金也未尝不可。
在先秦时期属吴越地区的浙江省永嘉、海盐、临海、仙居、绍兴、舟山等市县和江苏省的苏州、武进、金坛、句容、丹阳、溧水、昆山等市县以及安徽省的望江县都曾发掘出大小不同、重量不等的青铜块，这些青铜块大多被放置在几何印纹陶罐中，有的青铜块出土于墓葬和遗址之中，这些青铜块基本上都有被凿开打碎的痕迹。浙江省永嘉县西岸村、临海县涌泉长甸上山冯村和昆山市兵希镇盛庄村在出土青铜块的同时伴有其它青铜器件出土，浙江省仙居县考古发现的一个几何印纹陶罐中不仅存放有十九块铜块，还有十八件小型青铜器具、两枚楚国布币和十六枚蚁鼻钱。这些考古发现对研究吴越地区的货币具有重要意义。
出土的青铜块被人为敲碎、大小不一、重量不同，除了在遗址中发现青铜块外，在窖藏和墓葬中也有青铜块出土，这些青铜块显然是有价值的东西。从地域考察，青铜块窖藏地区的广泛性说明其价值被广泛接受，证明了青铜块具有在商品流通领域中充当货币的可能。
戈 币
1986 年 7 月到 1995 年 12 月间，在浙江省绍兴市多次出土仿制于青铜兵器戈的青铜器件，浙江省绍兴市为春秋战国时期越国都城所在地，有学者认为此地出土的戈形青铜器即为越国青铜货币戈币。戈是中国古老的长兵器，出现于距今三千五百年前，至商朝时已普遍使用，绍兴市出土的戈币与青铜戈的形状几乎一致，仅有大小、轻重、厚薄之别，与春秋战国时期北方诸国的刀布币仿制于兵器刀具和农具的情况类似，戈币以春秋战国时期越国军队的主要兵器戈为原形，减轻重量，缩短长度，使之成为纳贡偿金和商品交换之货币，其形似戈，但轻小，不可能作兵器及狩猎工具之用，且出土量较大，作为冥器之用可能性也不大，初步认定其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越国所铸造和使用的青铜铸币，即为戈币。
戈币为青铜质，部分出土地点伴出大量印纹陶片、灰泥陶片、陶器及用陶罐盛装的青铜块，出土的戈币可分为特大型、大型、中型和小型四种类型，一百二十毫米以上属特大型、量极少且部分断裂，最大通长一百四十四毫米，最小通长七十一毫米，以中型的长九十毫米左右者数量为最多。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云：“（越王无疆时）越释齐而伐楚。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无疆，尽收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越国在公元前 333 年左右成为楚国的附庸，名存实亡，如果这些仿戈青铜器是越国所铸造，则应在此之前，但从出土的情况来看这些仿戈青铜器出土地域狭隘，作为货币则缺乏流通区域条件。此类仿戈青铜器一直沿用到西汉，同时此类铜器没有明确的地层关系且不仅不具有流通和使用的痕迹，而且大小形制也不具有规律性变化，所以，将在绍兴发现的仿戈青铜器定性为越国的青铜铸币需要进一步考证。
“蚕虫及鱼凫，开国何茫然”2，先秦巴、蜀古国地处华夏西南陲，山险水复，道路不畅。虽然巴蜀之地环境闭塞、与外界交通极为困难，但其自然资源极具特色，可资交换的物产、手工业产品相当丰富。文献记载有古蜀市集、巫臷行盐，近年来对西南丝绸之路的研究以及三星堆石璧、海贝、铜贝等疑似交换媒介的大量出土无不显示古代巴蜀地区存在早期商业贸易活动。三星堆、金沙、十二桥古蜀遗址发掘出震惊世界的黄金饰品、大量青铜器、玉石器以后，古蜀存在发达手工业与商业贸易更是不容置疑。《华阳国志》卷三之《蜀志》记载：蜀地物产“则有璧玉、金、银、珠、碧、铜、铁、铅、锡、赭、垩、锦、绣、罽（毛织品）、牦、犀、象、毡、毦（毛织品）、丹（朱砂）、黄（石黄）、空青（铜矿石结核）、桑、漆、麻、纻之饶。”3蜀地先民很早就开始开发利用本地的矿产品、蚕茧、家畜皮毛等生产出石器、陶器、蚕丝、皮毛织品等基本生活用品及蜀王、贵族等需要的玉石器、黄金制品、青铜器、漆器等奢侈品。
社会分工和专业性生产的出现必然导致商业交换的产生。文献记载有“耆旧相传：古蚕丛氏为蜀主，民无定居，随蚕从所在致市居，此其遗风。蜀有蚕市，每年正月至三月，州城及属县循环一十五处”4。古蜀族最初在成都平原随畜群迁徙，每一临时聚处即为集市，进行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活动。这种集市，成为后来蚕市循环举行的最早习俗。
巴蜀之地城市兴起后，人口增加，三星堆古蜀都城市面积约为 2.6 平方公里，大约有人口一万六千三百八十三户，户以五口计，应有八万一千九百一十五人。东周时期成都人口大大超过了此数。据考古发掘推测，成都东西长约五公里，南北宽约三公里，共约十五平方公里，应有九万四千五百一十七户、四十七万二千五百八十五人，如以战国时临淄故城的面积与人口比例计算，每户占地约二百六十八平方米，成都也能达到五万五千九百七十户、二十七万九千八百五十人。如此众多的城市人口需要消费大量的农副产品和生活日用品。
成都城市商品丰富，蜀地生产的生丝、麻布、毛织品、漆器、玉石器、金银制品、家禽、家畜等均有出售，外地的食盐、野生动物、皮毛通过交换也在商品市场销售。《蜀王本纪》记载春秋时老子为关令尹喜著《道德经》，临别言：“子行道千日后，于成都青羊肆寻吾。”肆为货栈，崔豹《古今注》载“肆所以陈货鬻之物也”。市肆是商业贸易兴盛的产物，“青羊肆”的记载表明成都已有各种商品市场，“青羊肆”可能为专门销售川西北高原的野生动物岩羊、黄羊类的市场。从考古发现的各类建筑遗址、繁多的遗物可知经济领域的专业分工业已形成。
广泛而频繁的贸易必然促使交换媒介的产生，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货币应当存在，广汉三星堆殷商遗址中一号祭祀坑出土环纹海贝一百二十余枚，二号祭祀坑出土四千六百余枚，大部分被磨成大孔，或呈扁平状，这是为以绳贯穿携带方便便于使用，数量庞大的海贝应当具有货币功能。古巴蜀铜贝产生于海贝之后，因海贝已不能满足市场交换的需要，必须有更多的货币投入使用，当古巴蜀冶铜业发展时，铜贝出现，至迟于公元前十一世纪，古巴蜀王国与中原殷商王朝成为殊途同归的两个独立演进、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典范。
古代巴蜀地区用于商业流通和商品交换的货币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巴与蜀为先秦古国，其地处华夏西南陲，山险水复，道路不畅，巴蜀南与滇人、西南夷交好，北与秦晋往来，东和楚国婚姻贸易，以其富庶和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及文化艺术水平而言，铸造和使用货币的条件完全具备，但其周边多为经济欠发达的族众，这种环境下货币不兴很正常，巴蜀墓葬有出土贝、文献中多有特产黄金、幏、賩布、盐的记载，据此推测巴蜀人多使用实物货币，赏赐贡贿或大宗贸易多用黄金等，民间交易则多用賩布、帛类和盐。
注释：
1·戴志强：《一生钱缘》，文物出版社，2024 年 3 月，第 33-34 页。
2·［清］，张潮辑：《友声后集》，黄山书社，2021 年 10 月，第 167 页。
3·曾晓娟：《都江堰文献集成》历史文献卷，文学卷，巴蜀书社，2018 年 4 月，第 158页。
4·王炎、王文才：《蜀志类纂考释》，中华书局，2017 年 7 月，第 317 页。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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